我们总是记得一个这样的午后。在孩提时分的春天或夏天，长日无事，空气安静。肥皂浆洗的气味之后，一定会衔接上炉灶的味道，时针数着分秒，在母亲所构建的秩序王国中稳步旋转。“循环性与纪念性是女性时间的两种形态”，朱莉娅·克里斯第瓦在1979年的《Women’s Time》中提出，女性的经验并不能够被现代线性的“历史时间”（linear historical time）所容纳。直挺的线条——效率、结果与进步叙事在这里被弯折了，变成了环形的——季节更替，身体变化；与沉积的——门框上的身高尺，收到的贺卡，看不出变化又令人猛然惊觉忽然长大的孩子。
杨澜的作品始终存在一种关于生长的敏感。《秩序和混乱（另一种秩序）》中，植物以近乎复制和黏贴的方式不断出现，像程序运转时产生的冗余信息，又像生命自身顽固的增殖本能。几何建筑维持着一种稳定、清晰的人造结构，而植物却持续偏离既定的轨道，在错误和重复之中生发出新的形态。孩子的到来有时正是如此。一个新的生命进入家庭，原本被安排妥当的时间和边界开始松动，生活被无数细小而重复的劳动重新组织。
《蛋糕 iii》则让这种关系显露出更复杂的质地。奶油不断堆积，几乎覆盖了整个身体，蜡烛立在头顶，一切仿佛正在被庆祝。然而那张淡紫灰色的面孔却显得有些缺氧。甜美的事物逐渐获得了重量，爱、责任和期待一层层包裹上来，形成一种近乎窒息的充盈。它没有戏剧性的冲突，却捕捉到一种经验：人有时会在最被祝福的时刻感到疲惫，在最丰盈的爱中感到难以呼吸。
唐纳德·温尼科特以“足够好的母亲”取代“完美母亲”的想象，在他看来，母亲并不是一个永远稳定、永远充盈的给予者，而是在不断调整、失误和修正之中，与孩子共同成长的主体。许多真正重要的关系，都形成于这些看似平凡的重复之中。《两个好朋友》系列中的《jus》描绘着一种轻盈的共享。两个小人通过细长的吸管汲取同一杯果汁，能量进入身体，再沿着发丝向外扩散。生命在这里并非单向的给予与消耗，而更接近一种相互完整的过程。一个生命塑造另一个生命，同时也被对方改变。
与杨澜笔下不断增殖的生命秩序不同，苑瑗反复描绘的花朵更接近一种关于身体的想象。在《花影》中，大花老鹤草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，人的痕迹被安静地安置在植物之间，仿佛进入一座由花叶构成的神域。花朵在这里成为了一种能够容纳身体、记忆与想象的空间，一个由植物构成的茧房。笼罩其上，隐约的人影恰好定格在躯干的位置，将盆骨、脊柱与子宫等孕育宫殿的组分，打散在这片极具暗示性的深色中。
布拉夏·艾廷格提出“母体空间”（Matrixial Space）时，试图重新思考主体最初的存在方式。在她看来，生命并非从分离开始，而是从共生开始。我们最初的经验是与另一个生命共享空间、共享边界，并在彼此的影响之中逐渐生成自我。因此，主体从来不是绝对独立的，它始终保留着某种向他者开放的能力。这种开放的身体在苑瑗的作品中反复出现。《雏菊山》里，手掌与花朵彼此置换，柔软的花瓣代替了肉身，血肉化作植物。花朵的盛放和凋谢，植物的生长与休眠，共同构成了一种比社会时间更加漫长的节律。在那里，身体并不是一座封闭的堡垒，而是一块能够被穿越、共享和重新想象的土地。
《外来》中的猪牙花则悬浮于冰冷的玻璃幕墙之前。规整的黑色网格构成现代都市标准化的秩序，柔软的花瓣则像某种无法被完全纳入其中的生命。镜面反射着天空，却无法照见个体真实的经验。那些鲜活、脆弱、不断变化的部分，常常隐藏在各种社会身份的表面之下，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盛开方式。《待解码》诉说着呼应的故事，画⾯中央的⼈物佩戴着头盔般的装置，仿佛置身于接收与处理讯息的过程中，在内省与感知之间寻找新的坐标。当既有的⾃我理解被打破，⼈不得不重新阅读⾃身与世界的关系，重新面对那些模糊、迟疑和⽆法被⽴即解释的时刻。
Installation view of Of Woman Born, June 13, 2026 - July 26, 2026, Nan Ke Gallery, Shanghai © Courtesy of Nan Ke Gallery
从展览富有跳脱色彩的、欢快的二层来到三层安静中透露着忧伤的蓝色空间，杨澜与苑瑗的绘画形成了有关“母亲”身份互为表里的两种注解：孩子，与自己。这两个要素如同双足，共同支撑着母亲的存在得以成立。对母亲这个身份而言，重要的事情并不在一个决定性的瞬间发生，而是在碎片化的时间里，如刨冰的微粒一样堆积。苑瑗与杨澜的画作提供了关于这种时刻的联想。在堆叠的奶油或缓慢生长的植物中看到色彩的细微变化时，我们或许可以回忆起浓缩了“母亲”这个身份的漫长下午。
2026年6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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